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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红77年高考第1位女状元:作文差1分考到100,被《人民日报》选作范文刊登

发表时间:2020-04-07

刘学红1977年高考第1位女状元:作文差1分考到100,被《人民日报》选作范文刊登

原标题 高考恢复后北京第一个文科状元:高考作文登上人民日报,只扣1分

2019年10月30日 腾讯网

刘学红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2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中国青年报从事大中学生、教师、教育及电脑、网络等方面的新闻报道工作。曾历任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副主任、教育导刊主编,电脑网络部主任等职务。 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期间,先后创办“教育导刊”、“电脑大屏幕”、“电脑·网络·市场”专刊等周刊。2000年5月15日,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网站--中青在线,并担任总经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刘学红摘得北京市首个文科状元,考入北京大学。刘学红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中青在线总经理。 1977年高考时的作文题是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刘学红的作文当年被《人民日报》选作范文刊登,当时全国各地仅选了三篇。 1976年3月,刘学红到北京密云插队。19 77年10月下旬,刘学红从广播里知道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跃跃欲试。一开始是白天劳动,晚上复习,后来一到劳动间歇休息的时候,大家就都拿出书来复习。“12月10日,我走进了考场。刚开始去的时候,我有点紧张。拿到试卷以后我发现,题目比想象的简单多了。” 考语文的前一天,刘学红躺在床上,把这两年的生活过了一遍。当时她想,不管作文是什么题目,肯定要写自己感受最深刻的东西。而这两年的生活,对刘学红来说感受最为深刻。 因此,在写《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时候,她只是设计了一个新的主题,然后按照这个主题把那些熟悉的事件放进去,一气呵成。刘学红的作文得了99分。

1977年,一条不胫而走的消息席卷全国——恢复高考制度, 很多考生喜极而泣,从农村田间地头、矿山、林场等地奔赴考场。对于这些考生来说,这一年的高考机会来之不易,因为苦苦等待了10年。在这10来年间,想要上大学只能靠推荐,若是成分不好,即便是千里马也要骈死于槽枥之间,几乎很难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高考制度的恢复,却为这些人才带来了曙光,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千疮百孔的国家也迫切需要人才,因此这一年的高考也很特殊,是在那年秋冬季节举行的,也是唯一的一次。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其中就有一位考生,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位北京市女文科状元,她叫刘学红。

高考恢复的前一年,刘学红所插队的地方将76级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给了村里会计的女儿,她用羡慕的目光送走了那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女孩,也送走了那年上大学的唯一机会。若来年高考没有恢复,刘学红兴许还在挖树挣着工分,不出意外的话,她的命运不会有什么变化,而高考恢复的消息如一声惊雷,让她沉静已久的心彻底沸腾了,看到了命运转折的希望。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刘学红跑了十几里路,才成功报了名。不仅复习的时间极为有限,复习资料更是急缺。然而,没有时间,她就将干活间隙的时间也利用起来,没有复习资料就抄“抄试卷”,拿到什么学什么,尽管备考之路如此艰难,但皇天不负有心人,刘学红最终还是成功了。

她的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得到了99分,仅仅被扣了1分,1978年2月还登上了人民日报,成为北京市恢复高考后的首个文科状元,引起了当时社会的一阵轰动,人们纷纷感叹女孩的才华与坚强,当时还未放榜,便已经传遍了她考上的消息。不得不说,刘学红也是幸运的,当时文科语文试卷的作文分值占了70%,当然刘学红的数学等科目也不差。

不过,对于刘学红成为北京市首位文科状元,其实还是当年不得已的选择,在刘学红中学时,她其实最喜欢的学科并不是语文,而是物理,只是那些理科繁复公式定理早在长达两年的剪枝、施肥、配药、摘果的劳作中,一点点遗忘,她为了稳妥起见,只得弃理从文。

虽然这样少了一位物理方面的专家,却有多了一位文学天才。就这样,刘学红借着高考的春风成了北京市的文科状元,走出了农村,进入北大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今多年过去,刘学红已经从一名记者一路走到了管理者的岗位,不过她还是保持着编辑的心态,虽然丈夫的身体不是很好,但是她兼顾了工作和照顾家人。

说起当年的高考,刘学红仍旧清楚的记得,她认为没有恢复高考,很可能自己还在那座村庄劳作,而正是高考让她命运发生了转折,她内心感谢那一次高考,让她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延伸阅读

1978,我的大学|此间·读四十年北大

2018-05-21 来源: 北京大学校友网

1978,我的大学

1977,春节,北京。

柴油发动机的轰鸣从西外大街响过白石桥路,一辆半漆成绛红色的斯柯达柯罗莎拖着挂车驶向海淀。路人目光一转,视野中晃过车身上嵌的蓝色水牌:32路,动物园-颐和园。

这是从城里去颐和园的唯一线路,从动物园到终点站全程两角钱,服役的是北京市人民汽车公司从捷克进口的最好车型,乘客中不少是游客。

知青刘学红独自站在他们之中,时时望向窗外,失落与激动随着车厢的颠簸此消彼长。她想起密云库北的山区,想起上一年在林业队的辛苦劳作,挖一个树坑挣一个工分。她又想起前些天,自己作为密云县先进知青点的知青代表在表彰大会上的发言。春节回家,她已不复是去年离开时那个铁下心来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的小姑娘。离家的日子,她第一次尝过了乡土社会对异乡人有意无意的冷落与斥拒。她反复想起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爬到顶峰的那一刻:76级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给了村里会计的女儿。

北京密云,下乡知青们胸戴大红花接受表彰

刘学红用羡慕的目光送走了那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姑娘,也送走了那年上大学的唯一机会。姑娘上了北京大学,读的是低温物理专业——物理,那是刘学红中学时最喜欢的学科。“平常都在一块儿玩儿,在一块儿劳动,为什么她能上大学,我们就不能?”话虽如此,刘学红心里清楚,就算自己跨过了插队两年以上的门槛,在家族势力把控的农村传统中,更多无形的门槛,是一个外来的知青几乎不可能触及的。

仿佛知道刘学红的心思,32路也似乎恰对北京大学格外垂青,线路环绕半座燕园,沿途连设三站:中关村、海淀、北大站。听说九年前,北大文革期间武斗最激烈的那一阵,32路也照开不误,三站里最多偶尔甩过两站。不去颐和园的乘客多在中关村站下车,因为在接下来的海淀站,阶梯票价就将从一角涨到一角五分。刘学红看着售票员操起一口京片子下车维持秩序,并没起身。她一心想绕着北大走完这半圈——尽管是在墙外。

那一年,距刘学红西南1600公里外的湖南沅陵,北溶乡邓家的长子邓兴旺在读乡里的高中。在村里,有五个孩子的邓家向来最积极支持小孩上学。“以后能不做农民就不错。”邓兴旺想。

那一年,距刘学红东北1800公里外的黑龙江虎林,红卫公社中学副校长海闻迎来了在北大荒插队的第八个年头。这八年,他搞过试验田、造过排灌站,那个“黑五类”出身、注定无缘工农兵大学生的下乡知青,似乎早已和冰封的黑土一同被冻结,成了“真正的农民”。

那一年,距刘学红1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扎赉特旗,中学教师林建华不久前也刚和巴达尔胡农场76级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指标失之交臂,未能如愿进入地方的师范学院深造。

32路的车铃响过,刘学红久久痴望着北京大学高高的石墙和古老的校门:“我幻想着,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到这个校园里读书该多好!”彼时,尚没有人知道,再过几个月,一条不胫而走的消息就会席卷全国,把天地翻覆。高考,一副锈涩了十年的巨轮,将要在他们的足迹上碾下再次登程的辙印。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7年12月25日,下午3:30。海闻胸有成竹地走出考场,他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到今天为止,全国高考正式结束!”

至此,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冬季高考正式落幕。而此时,距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见获得通过的10月5日,历时整整80天。

1977年的黑龙江,白山黑水间星散了从全国各地来北大荒“戍边”的知青,全省报考者近200万之众,远超一万人的招生总额。黑龙江省只得以公社为单位,在11月底提前举行一轮考试,筛出五万考生应考。副校长海闻不愿耽误白天的教学工作,买了一捆蜡烛,焚膏继晷、挑灯复习,终于跻身拿到准考证的五万人之列。

恢复高考的消息绕着北京密云水库上空盘旋了一圈,高岭公社四合村林业队的十一名知青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全数报名了高考。休息时,他们在田间地头捧起扔下两年的中学课本,惹来坐在树阴下吞云吐雾的庄稼人半开玩笑的不屑与挖苦:“这么用功!能考上吗?”

在远离书本知识八年的海闻面前,学业从未中断的刘学红可以说是考生中的绝对幸运者。与在文革中遭遇全国停课的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同,她所在的部队子弟小学几乎未受冲击;及至初中,刘学红一级又恰逢邓小平主持整顿教育,全员得以直升高中。可即便如此,她关于理科繁复公式定理的记忆还是被高中毕业后长达两年的剪枝、施肥、配药、摘果无情占据。稳妥起见,她只得弃理从文。

可是学文要怎么报志愿?刘学红听说“中文系出来基本当老师”,她不愿教书,却又不知道文科还有什么专业可选。茫然、犹豫和复习的压力交替裹挟着她,也裹挟着那年全国570万高考生中的多数人。

一天,刘学红出门散步,偶遇了一位中学同窗。二人攀谈起来,话题很快转到了高考上。

“你报什么呀?”

“我?我报新闻啊。”

“新闻是什么呀?”刘学红虽然天天看报,却是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个专业。

“新闻就是当记者,满世界跑。”

刘学红心下一动:这听起来倒很是符合自己的天性。她回家一查,北京仅两所高校开设了新闻类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采编。尚不知新闻为何物的刘学红,就这样定下了学新闻的意向。至于第三志愿,她未曾多想,随手补上了“也挺喜欢的”南京大学天文系。

考前半个月,生产队终于批准了知青们的集体请假,允许他们回家备考。听说母亲的同事不知从哪儿翻出了文革前的几份高考历史试卷,刘学红就跑去她家,和人家孩子一起复习。日子一天天冷了,举国上下对这年高考的关注却从未降温,乃至沸腾不断。

与海闻相似,走出考场的刘学红“觉得还行”。语文命题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她回忆起两年间插队的日子,两千多字一气呵成。考完数学,她和同考场的一位高岭中学数学教师对了答案:包括她差点放弃的最后那道数列大题在内,答案一模一样。刘学红有了底:“基本上各科在80分以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被刘学红保存至今的高考准考证

迊新站

1978年2月22日,北京大学开学。

红底横幅上印着“迊新站”三个宋体字,那是横幅下合影的新生们再熟悉不过的字型。昨夜噩梦中那些骇人的口号、伤人的标语仿佛顷刻间倏忽不见,只剩下依旧棱角分明的美术字,像是炭火中烧红的上一个十年给时间烫下的烙痕。

新生们很快探索起这座园子来,用脚步丈量她的边界:南门是主校门;东门外是一片居民区,平房胡同错综复杂,没有大道通衢;西门远离宿舍区和教学楼,学生很少进出。海闻住在37楼210,睡上铺。他下铺的同学叫易纲,北京人,小海闻六岁,甚至还没入党——不久之后,海闻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很快,海闻就得知,易纲和他同是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新生。不过,此时的他仍心怀重重困惑与不解: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刘学红错过了开学典礼。春节过后,她就被接二连三的喜讯团团包围。2月19日,插队时的小伙伴告诉刘学红,说她的高考作文被《人民日报》全文登载,消息还上了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刘学红将信将疑。回家吃完晚饭,父亲从身后递来一份报纸:“你看看,是不是你写的?”刘学红忙伸手接过,见左面半版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署名“北京市密云县知青考生刘学红”;正文的第一段是:“一年一度秋风劲。”刘学红努力克制着激动的情绪:“是我写的。”很快,一句“政委的女儿考上大学了”就在部队大院里疯传开来,让刘学红倍感压力,连连解释“还没发榜呢”。

接连不断的祝贺道喜让刘学红空前焦虑。几天后,她见城里的同学纷纷拿到了通知书,才知录取结果已然发放。刘学红即刻赶回密云。第二天来到公社,考生们被召集至一处,通知书就在喊出的人名和校名中逐一发放。旁人大多只领回一个普通白色信封;刘学红收到的信封却格外巨大,用的还是牛皮纸,上印四个毛体字:北京大学。

此后一连数日,刘学红忙于把工分挣来的粮食卖给粮站、换粮票、转户口,等一切办妥,她赶到北大报到时已是3月4日。不知何故,当日的燕园显得格外冷清。刘学红一路打听到了中文系,老师抬头就问:“哦,你还来啊?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刘学红忙问同窗们安在,老师一摆手:“都上街游行去了,学校没人。”

游行之风盛行,似乎是自此时起下至八十年代末北大学生的共同记忆。1978年的燕园里,文革的余烈之气仍在高年级的工农兵学员中以大字报、批判会的形式一息尚存,时或爆出激烈的火花;而另一方面,十年未有的自由思潮也随着77级的入学顺势涌入,文革时期曾遭封禁的小说、戏剧如惊蛰般复苏。本来无缘银幕的电影作品在大饭厅重新上映,场场爆满,美术功底好的学生甚至临摹假票入场观影。属于两个时代的佼佼者在小小的燕园中狭路相逢,未名湖的上空暴风激荡、惊雷频响。

刘学红(后排右一)和同学们于未名湖

在刘学红的印象中,77级学生确乎常与75、76级工农兵学员争执不休。一侧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文革时代推荐入学的工农兵代表,另一侧是在改革开放中凭一己本事考入北大的新生力量。“战端”一开,三角地的宣传栏就俨然成了交锋的沙场。一次,77级的一个学生写了一首诗,中有两句,大意是:四人帮横行时,我上不了大学,因为我头上没长角,身上没有荆棘。这下工农兵学员们不干了:好像我们都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于是又免不了一场唇枪舌剑,双方闹得不亦乐乎。

待到两年后,75、76级尽数毕业,工农兵学员终成一段燕园往事。“内部还在打的时候,它不会形成这种合力。”四十年后的刘学红总结道,“这两拨学生出去以后,整个校园变成了一种统一的情绪。

“时代强音再加上那么一个偶然事件,就触发了81年3月份这么一个东西——”

狂歌曾竟夜

海闻在上铺坐起身来,脑海中片断地闪过昨夜那场狂欢的几个镜头:他们挤在37楼二层的空房间里,围着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屏息凝视;比分追平后不久,卫星信号竟然突然中断,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他正要打水洗脸,耳边又听人喊:收音机说,中国赢了。

刘学红也还沉浸在不可抑制的激动之中。她摊开日记本,写下“1981年3月21日”,紧接着又写:“这,才是北大学生的精神!”

昨夜熄灯后不久,刘学红就听到一阵匆乱的脚步声,隐约裹挟着“中国排球赢了”的欢呼响成一片。她不知道,此时海闻等人早已喊着各式口号冲下了37楼,同周围楼群的学生聚为一伙。不知什么人把乐器也扛了来,一声令下,号、鼓、喇叭胡乱响了起来。

刘学红躺不住了。她翻身下床,套上棉衣,穿上拖鞋,汇入了汹涌的人流。一出宿舍楼,眼前的景象霎时点燃了她的情绪——

“没有旗帜,就用一根树枝绑上一条破布代替,有一个还把自己的内衣举了起来。队伍前面、中间有不少人敲着鼓、敲着桶、敲着盆,凡是能发声的全都拿出来了。没有盆的就鼓掌,喊口号。‘中国,万岁!中国,万岁!’随着这一片交响乐声,队伍越来越扩大,人越集越多,于是顺着水泥路,浩浩荡荡地向着留学生楼进发。在留学生楼前面,口号声异常的响亮。”

用笤帚点着的火把、从窗口撒下的报纸和草帘燃成的火海、火海中集体舞的火热,热血在火中沸腾。“再看看火场周围吧,”刘学红写道,“张曼菱女士站在一辆自行车上,舞动着双手,指挥着唱歌:‘唱国歌!’谁知一激动,竟起成了《国际歌》的头!”同年下半年,81级西语系的西川刚入学不久就赶上了女排大胜的狂欢,亲眼目睹年轻的灵魂在自由的土地上燃烧。多年之后,诗人回忆起当晚的游行,兴奋得连爆粗口。

海闻、邓兴旺、刘学红,各个楼群的学生集结完毕,一条长龙在呼号和交响中冲出了校门,绕着海淀、中关村盘亘一周,这才浩浩荡荡回了学校。“这时的时间是差一刻钟一点。已经是今天早上了!”

不久,一场更为正式的庆祝活动又在五四运动场举办。这次,海闻动手制作了一张面具,戴着它欢呼、跳跃,一任摄像机的镜头反复扫过。四十年后,当他在不知第多少次讲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故事后,偶然提及当年那张面具下的青年,笑得竟有些腼腆:“那时候,胆子挺大的。”

收拾山河

在3月21日的日记末尾,刘学红写道:“体育!这就是‘体育’的惊人的作用!”大一,她和海闻分别被校田径队的老师看中,分到400米组参加体能训练。舍此之外,几乎所有时间都留给书籍和专业知识。

初入燕园,从小在部队环境长大的刘学红很快发现,77级确是卧虎藏龙之地。求学无门的十年压抑的怨气、才气、英气、豪气一齐井喷,使燕园成为后文革时代学术界的风眼。文革中被打倒的书香门第之后在77级中文系棋逢对手、英雄相惜,对诗行令蔚然成风。海闻所在的77级经济系、后来被戏称“中国法学界黄埔一期生”的77级法律系中都不乏年近三旬的大龄新生,下乡插队时被社会现实浇透的他们动辄高谈政治、褒贬时局。在他们面前,刘学红“简直成了小学生”。她意识到两件事:书到用时方恨少;时不待人。

在未满16岁的邓兴旺眼里,大学生活很单纯——“基本上就是学习”。78级生物系强手如林,生源年龄跨度又极大,甚至有同级生大他近二十岁。山村中学毕业的邓兴旺深感压力,课后必得复习。每日出操后,他但凡不上课必在自习;晚上十点图书馆闭馆,他才随着人流归宿;周末清晨自习室还未开门,他就翻窗进去占座。

未满16岁的邓兴旺,摄于入学后不久

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前两年,海闻埋头于基本理论和《资本论》原著文本。第三年,他选修了几门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国际贸易课的范家骧期待着经济学的分析化;经济地理课每次都是欢笑满堂;78岁高龄的系主任陈岱孙也给本科生讲课,言简意赅。同学们时常谈起这位哈佛26级哲学博士传奇的一生,感喟老先生学术大家之风。

海闻大二那年,系里的老师厉以宁出版了个人专著《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海闻记得这位在课上讲过“起飞理论”的老师:四十来岁,平易坦率,谙熟西方经济学,常在课上介绍新颖的西方理论,讲得深入浅出,让海闻豁然开朗。后来海闻要出国,自己翻译成绩单,没有把握的地方就去问厉老师;偶尔厉老师也没有把握,就亲身跑去静园四院经济学系的资料室,替海闻查阅确认。

就在厉以宁出书的前一年冬季,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燕园以南十公里的京西宾馆召开,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77、78级再一次为历史作了证见——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

海闻察觉,这个国家上演的现实,正意图针对自己学了一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起一场致命的冲击。具体的经济行为竟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的传统理路中脱了缰,学术界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怎么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海闻翻遍了自己的笔记,非但找不到中国的答案,反而分化出更多的疑问:企业怎么决定生产,应不应该有利润?办私人企业,雇人算不算剥削?农村包产到户,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行?熄灯后的长夜,海闻躺在床上,常就这些问题与易纲等室友争论起来。

海闻想起在北大荒的九年。那个埋首黑土,在试验田里搞水稻移植、玉米杂交的知青,在早稻方熟的时节,一并收割下时代的困惑。而今,这些困惑破土而出了,在这片园子里和经济学家们的关心共振。

1979年,中美建交。人们从电视画面中发现,并非“世界上其它地方都是黑暗的、剥削的”,白纸黑字的“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也值得怀疑。一夜之间,中国看见了中国的问题,学术界批评四起。

海闻不关心这些问题。他更在乎的是“solution”:怎么做?他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要去找到那个正确的方法。他认为惟有如此,才能够真的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

不只是他萌生了这个想法。大三,海闻的下铺空了。那个阳光、英语好、小他六岁、积极参加班级活动的易纲,凭借仅有的三个公派交换名额之一飞去了美国。

海闻也要出国。他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大四一开学就再也按捺不住,想“早去早回,早日回国参加建设”。他急急忙忙找到系主任陈岱孙,向82岁的老先生辞行。陈岱孙晓之以理,劝他毕业后再走:“我们跟国外的教育是两个体系,人家并不会承认我们所有的学分,你现在去了以后,起码要补两年学分才能拿到你的学士学位;北大毕竟是中国最好的学校,学位也不要轻易放弃。”

海闻冷静下来,听从了前辈学术泰斗的建议。1982年1月,他才乘上了飞向教科书中西方经济学世界的航班。

He is from Red China

十三年零一个月后,手握福特路易斯学院商学院终身教职的海闻回国。前一年,睡他下铺的小兄弟易纲就已飞回母校,和学弟林毅夫发起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他想起初到美国时的自己。本科毕业,他甚至不具备任何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必需的高等数学和统计学知识,不得不旁听本科生课程恶补数理基础;西方经济学倚重分析,习惯了靠整理笔记、记忆提纲复习的他吃了不少苦头;作为第一代自费留学生,他课余也要打工,以求经济独立。某一次,几位亚洲同胞问海闻从哪儿来,他以China相答。对方追问:从台湾来的?他说,不是,大陆。问者闻言惊呼:He is from Red China!瞬间,所有人都望向海闻。“对他来讲好像我是一个稀有动物一样。”海闻想。

异乡的海闻再一次接触到老师厉以宁当年介绍的“起飞理论”,他始终认为,那堂课是他开始认识中国经济问题的启蒙。自然而然地,他选择了发展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

后来探望陈岱孙时,海闻对当年的系主任说,自己是踏着他的足迹回国了。在1978年入学的两届学生中,出国深造、身获要职、归国任教的旋律谱出了大量“后燕园时期”的人生变奏。就在海闻重回燕园的同年,归国两年的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林建华获得国家教委科学技术二等奖。五年后的一篇ANGEW中,他将把世界首次合成的多种具有孔道结构的硼铝酸盐分子筛命名为PKU1-PKU9。

北大硕士毕业后,邓兴旺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也去了美国读博,本科毕业时留下的一大遗憾总算弥合。照他的说法,“那个时候不出国,好像人家都到月球上去,我还在地球上,差别太大”。

海闻的二舅常住美国,听说外甥决意赴美深造,自然是支持有加;而对于农村家庭背景的邓兴旺,该考的试一项也少不得。他向自己的硕导梅镇安借下一笔巨款——26美元的TOEFL考试费。导师慷慨解囊:“小邓啊,借钱不要老借,借一次就可以了。”邓兴旺听出梅镇安弦外有音——导师鞭策自己,要他一次通过。满分700分的TOEFL,邓兴旺考了560分——刚好过了美国高校的申请门槛。邓兴旺不好意思再问导师借钱,就向各大高校申请免考GRE,并且一并免除自己的入学申请费。只有包括哈佛在内的三所高校回函同意,最终,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

邓兴旺非但不喜,反而郁闷不已:“结果一个分校要的我。”——按他的理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大学昌平分校。想到自己几乎没什么积蓄,他就又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出,必须提供全额奖学金,“不然我肯定不来,我没钱”。孰料,校方竟答应了邓兴旺“得寸进尺”的要求。出国前,他和北大物理系的同学聊起此事,对方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告诉他说这是个好学校,邓兴旺这才宽慰不少。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邓兴旺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

不到四年,邓兴旺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同时斩获了美国生命科学基金会的博士后奖学金;又过了两年半,他在耶鲁大学生物学系任助理教授,并于1992年单体分离出了第一个光性状调控基因COP1;2013年,已是耶鲁大学终身讲座教授的邓兴旺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次年6月,他辞去了在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随后不久,“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筹)”出现在了每一名北大学生选课时的开课单位列表里。

燕归来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南门。

两侧行道上的槐树枝叶错综地伸展,在半空里织作翠色的门拱,斑驳筛下正午时分暖金色的天光。打头的两棵树下各支起一张红色背景的海报,竖排着三个白色美术字,是七十年代常见的那种印刷变体:“迊新站”。

2018年5月3日,北大南门内,77-78级入学四十周年纪念大会签到处

年逾花甲的学生们结群走进卌年前的主校门,笑语欢颜,好一似游行归来。刘学红站在铺着“中文系”红旗的签到台前,项上挂着单反,间或响起的快门声淹没在人潮里。毕业后,她供职于中国青年报,从“满世界跑”的新闻记者成了“中青在线”的CEO,兜兜转转,工作一直绕不开北京大学。前些年,刘学红牵头成立了北大校友摄影俱乐部,作为摄影记者活跃在北大相关活动的新闻现场。

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站在“经济系”签到台后,隔着志愿者和老同学们谈笑。去年年底,忙于北京大学英国校区启动仪式的他,偶然担任了此次77、78级入学四十周年返校活动的负责人。他逐一找到各系各班的联络人,以当年的班级为组织展开宣传——海闻称其为“人脉网络报名”。最终,两级报名人数竟达1461人,让校方大为惊讶。

联系演出、确定议程、写主持稿,他一页页密密麻麻地在工作手册上记录。正当海闻“发微信发得脖子疼”时,一桩噩耗传来:4月8日,海闻的一名同班同学突发心肌梗塞,病故在公交车上。四天后,又一位78级技术物理系的学弟在重洋外突遭车祸去世。海闻为之叹惋不已,他在工作手册上又添了一项议程——致悼词。

海闻和77级同学们于活动现场

5月3日下午,纪念大会在当年办过开学典礼、电影放映的大饭厅——如今的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77级化学系毕业生林建华追忆起当年夜半“偷车”骑去颐和园租船的故事。在台下同窗们一片会心大笑中,他总结道:“我们当时的岁月是充满激情。”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你们是跟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一代,”八十八岁的厉以宁坐上讲台,又给当年的学生们上了一讲经济学课,“你们是最幸运的,你们在进北大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

主持人海闻按系点卯,每念一个系,随着系旗的扬起,讲堂一角就爆出一阵欢呼和口哨,雪染双鬓的学生们站起身来尚嫌不够瞩目,手臂擎举如林。仅来了几人、十几人的系也毫不示弱,声潮一浪高过一浪,仿佛鸣燕归巢。

1981年3月20日夜里,自己究竟在游行中干了什么?邓兴旺记不清了。但三十七年后这天,他分明地看见那些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坐在自己周围的退休教授、企业高层、著名生物学家们,纷纷举起了双臂。阵阵欢呼声环绕着他,让他想起四十年前,八月初的北溶乡,一个村民从山那边镇上唯一的邮局一路小跑回村,邓兴旺走在放羊回家的路上,猛听见山坡小道上飘来的呐喊——

“发录取通知书了!被北大录取了!”

登上《人民日报》的一篇1977年高考作文

►刘学红的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刊登在1978年2月19日的《人民日报》。

“高考40年”人物系列 第2篇

第1篇:77级大学生刘海峰:我是高考制度的维护者

撰文 | 刘学红(原中青在线总经理)

2007年7月10日下午两点,当我把写着我名字、印着“100198”报名号的“北京市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征集室的工作人员收藏的时候,内心充满着一种幸福和感激之情。从这个时候起,这张40年前的小纸片开始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它成为了当代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转折和发端的真实见证。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印证这个说法的最好的个人经历和历史事件,当属40年前那次史无前例的高考。那是一次汇集年代最长,考生年龄相差最大、复习时间最短的一次创记录的高考。历史没有如果,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我无法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样;然而,因为有了那次高考,我的人生轨迹得以彻底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大学里,学的是我之前从未听说过的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从事着我从未梦想过的理想职业,工作中,施展着我从未发现过的才智和能力。倒回40年,我甚至不敢想象,我居然能成为一家全国著名大报网站的总经理!

►刘学红1977年在北京市密云县高岭中学考点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1大学梦是苛求

在40年前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没敢做大学梦。因为求学的阶梯到高中毕业之后便彻底中断了。同学中,除了极个别符合留城条件的可以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应征入伍当兵,其他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都难逃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插队落户的命运。那时,虽然也知道有工农兵大学生,而且当时我的家就住在大学校园内,但对我来讲,上大学似乎是一件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那不是靠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人生之梦。因为,能否上大学的权力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上山下乡欢送会,左四为作者。

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走的是“推荐”的路子。首先要群众推荐,然后是领导批准。群众推荐只是个幌子,领导批准才是真格的。领导依据什么标准来批准?只有天知道。我只记得,如果我们下乡知青想要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自己能做的是尽力往好了表现,当先进,入党,而且还要表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至于是不是真的“扎根”则另当别论)。按照当时的逻辑,谁的手上有老茧,谁跟领导的关系好,谁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个人的理想抱负和知识水平一钱不值。

我当时插队的时候也是充满激情的,为了向优秀插队知青学习,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1976年初,我和学校其他11名高中毕业生一起,放弃在离北京较近的密云平原地区插队的机会,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山区去“改天换地”,幻想着能凭自己的热情、知识和能力,干出一番大事来。

然而一年后,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仅凭我们的热情,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有点太天真了。在我插队的农村林业队,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只有一个标准——体力。体力强,挖的树坑多,挣的工分就多。知识、才华和能力只偶尔在办大队广播站和公社文艺汇演时得以展露,然而,这些都是业余的和义务的,与体现一个人价值回报的工分无关。由于我们插队处在上山下乡阶段的末期,按照当时的政策,两年后就具备招工回城的资格,所以,当地干部村民也没想真正重用你。在我们知青所在的大队林业队,稍微带点技术性的活,比如果树嫁接之类,队干部都不会让知青去干。问他为什么,他会说,这些技术活你们知青学了也没什么用,在农村干两年就回城了,还不如培养当地的年轻人干。

让人感觉心理不平衡的还不只是拼体力。1976年底,我们所在的生产队破天荒得到了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名额。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种好事是不会落在我们知青头上的。结果,被推荐的是一个经常跟我们知青在一起玩的大队会计的女儿。推荐上的专业是北京大学低温物理系。这件事在我心理上引起的刺激是巨大的。中学时,我当过班里的物理科代表,对物理的兴趣非常浓,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只有一次考了个90分,结果在年级老师同学中引起很大震动,好像我考了个不及格似的。北京大学低温物理系,这应该是我的梦中所想。然而,它却与我无关。

跟那个女孩相比,我们年龄相仿,阅历相当,论文化知识水平也绝不比她低,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能上大学,我就不能上?!然而,当时没有人能够回答我这些问题。我的大学梦就是这个时候被真正激发出来的。

我记得,这个女孩上大学之后,我曾趁春节回城之机专程坐了一趟332路公共汽车,不为别的,只为能在车上看一眼心仪中的北京大学。望着北大高高的石墙和古老的校门,我幻想着,如果有朝一日自己也能进到这个校园里读书该多好!

2转变命运的机会山下乡 求知若渴

1977年的10月21日,广播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不管什么人,只要符合报考条件都可以报名。当时的报考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不超过25周岁,未婚。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

►农村插队的照片,前排右三为作者。

忽如一夜春风来,上大学不再是别人的恩赐,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机会。我们知青点的所有人都兴奋无比,并无一例外地全都报了名。紧张的复习开始了,白天我们照常上工,劳动的间歇和晚上的时间便全都用来看书。其实当时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只是把中学的课本重新翻出来看而已。四场考试五个学科,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不可能做太系统的复习,我只能抓重点。语文基本没复习,政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就大致可以。最初本想考理科,报我喜欢的物理系,后来经过权衡,为了提高成功率,不得已弃理从文,因为理科的理化和文科的史地相比,我对史地的把握要更大一些。

眼看离考试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们集体向生产队请假,回城做最后的复习冲刺。虽说是一场能够改变命运的考试,但当时社会上的高考气氛并不太紧张。回城以后,一些没想参加考试的同学伙伴还经常来找你聊天。为了让我的复习不受干扰,我母亲无奈地把我反锁在屋内,然而,即便这样,门外仍然时常响起敲门声。

那时,为了找到更多的复习资料,家长们各显神通,我母亲就通过她的同事给我找到了文革前几年高考的历史卷子,我也在同学家里把她父亲文革前的高中数学教材从箱底翻了出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从同学的口中第一次听说了“新闻”这个专业,感觉当记者是一个非常符合我天性的理想职业,于是,毫不犹豫地在第一志愿栏内,填上了北大新闻专业。我暗下决心,要凭自己的水平考进这所我心目中的知识殿堂。

12月10日和11日,决定命运的考试来到了。从我们知青点到高岭公社中学的考点要走十几里山路。我们一大早就顶着寒风,翻山越岭往公社赶。记得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非常多,学生、老师、知青、干部、农村青年什么人都有。高考没什么特别,就像平时上学考试一样,一个教室坐四五十人,考生两个人一桌,一斜眼都能看到同桌的试卷。拿到考卷之后,我感觉考题比我原先想象得要简单的多,都是一些基础性和常识性的题。所以,越到后来越放松。最后一门是考语文,语文知识题占30分,作文占70分,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一看这个作文题,就更有信心了。因为在前一天的晚上,我已经像过电影似的,把到农村插队这一年多的生活全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写起,到1977年10月结束,记述了我在林业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开山造田,修建大型现代化果园的过程。历经冬春夏秋四个季节完整的一年。由于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平时又经过认真的总结,所以,考试的时候,只简单地捋了一下思路,便一气呵成。在大约一个半小时里,我居然一气写了将近2000字。全部课程考完后,我自信每门都能达到80分以上,数学还有可能得满分。心里开始期盼梦圆的那一天。

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找了几本文革前有关大学生活的文学作品来看,开始憧憬未来的大学生活。其中有一本名叫《大学春秋》,写的就是北大学生的故事。由于想上大学的愿望太强烈,有一天做梦竟然梦到我真的考上了大学,心情那叫一个激动。然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仍然躺在冰冷简陋的知青宿舍里,才体味到什么叫黄粱美梦!

3提前到来的好消息

1978年2月19日下午,我跟一个中学同学在街上闲逛,在商店门口碰到一个插队的同伴,她对我说,刘学红,你的作文见报了!我说,真的,见哪个报?她说,好像是《人民日报》。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她说,早上在广播里听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得知这个消息,我将信将疑,于是到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找报纸。但是,当天的报纸还没到。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说不定是重名呢!

晚上吃完饭在桌子旁边看书,忽然发现不常回家的父亲走到了我的身后,他把一份人民日报往我桌上一放:看看,是不是你写的?我看了标题和文章的第一句话,笑着说,是我写的。我的高考作文见报的消息在父母亲的单位和同学中不胫而走,大家都祝贺我考上了大学。我嘴上说,作文上报纸并不见得就真能拿到录取通知书,但心里却早已心花怒放:我知道,这篇见报作文已提前通知我:我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是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果断决策,才有了这次改变中国历史方向和发展进程的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全国一千多万被文革耽误了的青年人终于有机会通过公平的考试,来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改变人生命运。

40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年的高考经历,回顾我的人生成长历程,我想,只有用“幸运”两个字才能概括——我幸运地赶上了第一年恢复高考制度;幸运地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同样幸运地以第一志愿分配到了自己向往的中国青年报社,从事我自己最喜爱的新闻工作。

►作者近照。

今年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最应该感谢的是邓小平。如果不是邓小平当年力主恢复高考,提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早出人才的口号,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个人命运转变的“幸运”;如果没有邓小平后来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就没有我们国家这40年来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令举世瞩目的成就。

高考制度发展到今天,尽管有许多方面需要改革,但有一点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那就是高考体现了面向所有青年学子的教育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身处何地,背景如何,只要你有知识,有才华,就可以通过高考实现个人梦想,改变人生轨迹。从这点来说。我感谢高考,尤其感谢40年前的那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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